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分支。广东省内的方言，按其语言特点可归纳为三个大类：粤方言、闽方言和客方言。据学者的初步研究，认为粤方言的分化与古代的楚语有关，闽方言的分化则与吴语有关。这些方言中，从流行范围和使用人数来说，粤方言都占据首位。粤方言又称为广州方言，传统上叫做“广府话”或“省城话”。外省人又把它叫做“广东话”，其实这种叫法是不确切的。
对粤方言的演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广东的方言》（李新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修订重版）第二章“广东方言的‘老大哥’——粤方言”，本文摘自其中第二节“粤语简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它们的共同来源，是古代汉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当然，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既有共同语存在，也有各地区使用的复杂的方言存在。现代各地的汉语方言，有的当然是古代汉语共同语直接的分化，有的则可能是某一地区方言的繁衍。但推究其源头，都是来自古代汉语。
现代每一种方言都有它们各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它们自己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演变过程。汉语各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长有短，分化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历史基础是继承了古代汉语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体现在语言质素上就是有着比较一致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方言的差别主要是表现在语音方面。而各个方言彼此之间以及与共同语之间相当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又表明了相当密切的近亲关系和方言发展的稳固性。
粤方言这个流行于岭南地区的重要方言，是如何从古代汉语分化出来的？分化之后又如何发展？什么时候形成接近于现代粤方言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广东僻处岭外，与历史上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一带）相距较远。明末、清初的广东诗人陈恭尹《春感》一诗所说的“石羊城下越王宫，天尽东南浪拍空”和《九日登镇海楼》中的诗句：“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正是广东这种僻居南海之滨的写照。由于广东远隔中原，又是炎日与瘴疠弥漫之地，在古代成为许多朝代统治者贬谪犯罪官吏之所。秦代以前，居住在广东和广西地区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西周时被统称为“蛮夷”，春秋战国以后则称为“越”（与“粤”相通）。越族的种类很多，所以被称为“百越”。它分布的地域很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至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都有越人的种族。《汉书·地理志》臣瓒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吕氏春秋·恃君》也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可知古代在长江以南及沿海地区，都是越人的聚居之地。
广东的越族，古称为“南越”，它相当于现代的哪些民族？一般认为，它大概包括后代的壮族、黎族和疍家等。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广东傜（瑶）、僮（壮）二种，傜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瑶族一般认为原来住于湖南、贵州一带，后来才迁入广东。黎族即隋、唐时代居于广东的俚人。它也是百越的一支（有人认为属于骆越）。总之，上古时期，广东的中南部地区（也就是现代流行粤方言的地区如南海以至高要一带），居住的主要是壮人和黎人。《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些壮族和黎族人散居于广东省的广大地区，当然也有住于广西各地的。后来，他们有的接受汉人的文化，逐渐汉化了，有的则迁移至偏僻的山区。但他们的语言在居住过的地方仍留下一些痕迹。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包某、番某……”（卷十一）这个“那”原来就是壮语的词，本指“田地”；“南”则在壮语、黎语中指“水”或“河”。这些地名保留下来，显示这些地区原曾居住过壮人或黎人，如广东台山有那扶、化州有那雾（今称那务）、阳江有那龙，广西灵山有那灵、钦州有那彭，等等。壮族和黎族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
上古时期，广东和广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大概没有汉语的方言存在。居民使用的是少数民族语言。这种情况，直至中古唐宋之际的偏远地区仍是如此。如《高州府志》卷六在谈及电白县时说：“唐宋以前，僮（壮）傜（瑶）杂处，语多难辨。”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汉魏时代以后，广东出现了苗、瑶、僚、畲各个少数民族，它们是后代才从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移入的。一直到明、清时期，广东一些僻远的县份，仍然居住着这些称为瑶、黎、僚、畲等的少数民族居民。
唐代之时，粤方言又有了发展。在这个时期，广州及附近地区已经主要地为汉族居民所占住，一部分先住民族已经汉化了，另一部分则被迫迁移至偏僻的山区或广西等地。当然，离广州稍远的许多县份甚至广州附近，仍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居民。如唐时广州周围还有不少瑶人聚居着。《南齐书·州郡志》“广州”条说：“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南史·夷貊传》说：“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陈书·杜僧明传》也说：“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启，请与俱行，频征俚僚有功。”《隋书·薛世雄传》说：“隋炀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为乱，诏世雄讨平之。”可知南北朝至唐时，广州及附近所居之俚、僚族人仍甚多，他们“多次为乱”，故有“讨平”之举。这些少数民族居民，使用的当然是民族语言。《高州府志》卷六说：“（电白县）唐宋以前，僮（壮）傜（瑶）杂处，语多难辨。”除僚（獠）、壮、瑶等族居民之外，现代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俚人，也聚居于广东大陆地区。如《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引《南州异物志》说：“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这里所说的高凉郡，是指现在广东的茂名、高州、电白、化州、阳江、恩平一带。这些地方在隋唐时还是居住着大量的黎族人民。他们后来才进一步经由琼州海峡迁入海南岛。当然，黎族人从大陆移入海南，并不自隋、唐时始。在战国以至秦、汉之时，黎人已经陆续进入海南。俚族在六朝时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冼夫人，她就是岭南地区高凉郡人，生于梁武帝普通年间，到隋文帝仁寿初年去世。史称她的家族“世为南越首领，跨居山洞部落十余万家”（《隋书·谯国夫人传》）。她与汉族人冯宝结婚，在辅助隋朝统一岭南地区、和辑广东各地少数民族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北史·谯国夫人冼氏传》说她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可知当时岭南的少数民族居民还很多。僚族是隋唐时代经常活跃于广东各地的一个民族，有人认为它也是广东的先住民族，属古百越的一支（见严英俊《古代僚族略述》一文，载《民族史论文选：1951—1983》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其族源与壮族比较接近。隋唐时，僚族人还遍布于广东各地，《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这些僚人及壮人、俚人都操本民族的语言。唐代，佛家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州（今新兴）人，《坛经》描述他去见弘忍和尚时，“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里所说的“獦獠”，即指僚人。可知新兴一带还有许多僚族人民。唐宋时人把语音不正称为“僚”，大概是惠能的话中带有浓重的南方民族的口音，所以弘忍和尚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僚人（有人说惠能是穿着僚族的服装）。唐时被贬到广东的韩愈，他在《送区册序》一文中说：“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唐时粤北的阳山县，还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他们的语言与汉人尚不相通。唐代作家柳宗元到湖南南部永州做刺史，他对湖南、广东、广西各地的语言情况也作过如下的描述：“居蛮夷中……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舌啅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与萧翰林俛书》）柳宗元所描述的楚（湖南）、越（广东）之间的语言，似乎还是少数民族的语言。由此可知，操粤语的，恐怕主要还是在广州城附近一带。
但是，唐代之时，北方的汉语毕竟对广东的语言有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在唐人张九龄开辟了大庾岭新路、方便了南北的交通之后。张氏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云：“初，岭废东路，人苦峻极……载则不容轨，运则系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国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载，劳亦久矣。”大庾岭新路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海内外的交往。北人入粤者日益增多，由隋至唐天宝年间，广东人口增加了1.6倍，这就大大改变了广州一带的城市面貌。元人陈大震所撰的《大德南海志》（残本）说：“广州为岭南一都会，户口视他郡为最；汉而后，州县沿革不同，户口增减亦各不一，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由是风俗革变，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聚愈盛，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唐代之时，广东确曾出现了一度相当繁荣的景象，南来的中原汉人很多。唐代入粤者，起先以聚居于粤北始兴、南雄一带为重点。唐玄宗天宝年间（742年至756年），韶州、连州分别有3万多户人家，户口数不比广州少许多。中唐以后，外来居民逐渐以广州附近一带为移居目标，广州日见繁荣，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到了在广州地区建立了南汉王朝之后，广州地区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比如说，唐开元时广州的户口数是64250户，到了元和年间，增至74099户。到了南汉之时，户口数已增加到170263户（据《文献通考》）了。直至宋代，使用粤方言的中心地区广州一带，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由于珠江三角洲土地的开垦，外地人的移入，使得广州周围各地的户数大增。当然，这一时期广东人口的不断增加，不止限于粤语区。其他方言区也有同样的情形。就广东全省来说，据田方等人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略》一书的统计，谓“从整个广东地区来看，自6世纪末至14世纪后期的800年间，由于全国经济的逐渐发展，汉族人民的陆续南下，海外交通和贸易的不断扩大，使广东的人户继续增加，尤以宋代增加最速，而元代则反而略减，大概由于受战争破坏影响。各朝广东人户占全国比重是：隋占1.5%、唐占2.2%、宋占3.5%、元占4.1%。总计由隋至元，广东的人口由131280户，增至548759户，共约增加3倍，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口增加的速度（0.5倍）”。这样，就造成了元人陈大震在《大德南海志》中所说的“广为海滨邹鲁，诗书文物之盛，不减中州”的局面。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唐宋之时，广州的海运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广州成为我国南方一个出入口的重要海港。一方面有不少我国人经由此地前往东南亚、印度、波斯各国；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外国人经由海道来到广州进入我国。进出口的货物甚为繁富。唐代诗人杜甫的《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诗》说：“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指卢奂和宋璟），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当时珠江上停泊的“胡舶”竟有千艘之多。《书·王锷传》描述当时广州进出口货物之盛也说：“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玑，与商贾杂出于境。”《唐大和尚东征记》也说：“（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据史书记述，唐时的广州城人口约30万，而流动人口竟达80万。外来的“蕃人”有12万人。此外，唐宋统治者把贬谪到广东作为对犯罪官吏的惩罚，一些文人被贬来广东，他们入粤以后，兴办教育，传授中原文化，特别是传授中原地区汉语的读书音。这与秦汉时的大移民以罪犯和赘婿、戍卒为主的情况不同。欧阳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说：“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岭南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唐人孔戣就曾在南海（广州）建立“广思馆”收留那些“宦粤子孙之流落者”。又如南汉时，河南人刘浚“以中原乱离相继，避来岭表，依崇龟。乾宁中，崇龟死，遂流寓广州”（见《南汉书·诸臣传二》）。南汉时的周杰，也因“岭南稍安……携家南徙”。这些名臣、仕宦、学者入粤以后，带来了中原汉语书面语的读音，这就促使粤方言所接受的汉语语音更加规范化，进一步形成一支既有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和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的方言，又是与中原汉语共同语的语音有较为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如现代粤语语音与宋初《广韵》音系的对应规律一样）的方言。总之，唐代是粤方言日趋成熟的历史时期。
唐末，粤方言的发展曾经稳定了一个时期，停止接受中原汉语的同化。到了宋代，它便朝着与中原汉语距离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它已经“自立门户”了。当然，这种与中原汉语的差异，并不自宋代始。当中原汉语传播到广州地区，与当地的语言发生融合以后，一方面是粤语表现为与中原汉语特点相同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融合中吸收了楚、吴等地的方言以及当地民族语言的某些特点，也表现了与中原汉语互有差异的过程。但是，当粤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的某些语言特点、但又大体上同于汉语的一支有一定流通范围的方言之后，甚至对这种同化产生抗拒的作用，而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这时，它从原来的“求同”（受中原汉语的影响、接受它的同化）转而向“求异”（自身的演变）的方向变化了。宋代之时，粤语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转变时期。因此，宋人在谈到广东的语言状况时，都觉得它与中原汉语大不相同。如宋代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卷三中谈到钦州（也属粤方言区）的语言情况时说：“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獠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疍人，以舟为室，泛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显然，当时的广东、广西之音已有它突出的特点，所以周去非在描述疍家话时用它来作比较。这个广东、广西之音（流行于两省区的粤方言）的情况如何呢？他说：“余又尝令译者以礼部韵（按：指《礼部韵略》）按交趾语，字字有异。”可知当时的粤语语音，距离中原汉语的读书音，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异了。
宋代的粤方言，大概已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去无几。它所用的语音和词汇，可能已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岭南呼村市为墟。”说的正是现代粤语所用的词；宋人黄彻《蛩溪诗话》卷十：“东坡‘倦看涩勒暗蛮村’，盖岭南竹名。”粤语称有刺之竹木为“勒”，也与苏东坡所写正同。又如《通俗编》引《水东日记》说：“广东人相传：宋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江右来，精地理之学，名倾一时。……广人口音称赖布衣云。”这表明在宋代时，广州人已把“厉”字念为与“赖”字相近的读音，这也与现代的粤语相同。总之，唐宋之时，粤方言已经形成为一支与中原汉语或北方话很有差异的方言，它的面貌，已经距现代的粤语不远。唐宋时人，已经感觉到粤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巨大差异。这就意味着粤方言已经从北方的中原汉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支重要的方言，它已经“自立门户”了。
宋代以后，粤方言继续发展，它与北方话的距离越来越大。到了明代，粤语已与现代的粤语大体相同。明清以来粤语区各县所修的县志，其中谈及“方言”的情况，可以说已与现代粤方言相当一致。如屈大均作于清初的《广东新语》，其中的“土言”部分所列举的粤方言语词，已与现代粤方言的说法相当一致。如说：“广州谓平人曰佬……谓平人之妻曰夫娘……谓新妇曰心抱，谓妇人娠者曰有欢喜……谓子曰崽……玄孙曰塞，息讹为塞也……广州谓母曰妳，亦曰妈……亦曰毑，凡雌物皆曰毑……妇谓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子女谓其祖父曰亚公，祖母曰亚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广州凡物小者皆曰仔……游手者曰散仔，……大奴曰大獠（案，即‘佬’），岭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细仔，小婢媵曰妹仔……巫曰师公、师婆……广州谓横恣者曰蛮……海外诸夷曰番鬼……广州谓美曰靓，颠者曰废，无直曰硬颈……角胜曰斗……饮食曰吃……谓淫曰姣，姣音豪……谓聪明曰乖……问何如曰点样……走曰趯……骂人曰闹……谓港曰涌……音冲，凡池沼皆曰塘……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小舟曰艇，泅水曰游……谓卵曰春，曰鱼春，曰虾春，曰鹅春，曰鸡春、鸭春……数蕉子曰几梳”，等等。这些方言的词语或音读，北方人听起来已很不好懂。所以明人孙蕡的《广州歌》说：“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这里所说的“蛮歌野曲”是指当地的民间歌曲，外地人听来不知所云，所以用“声咿哑”来描述它。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也说：“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如吴语黄、王不辨，北人每笑之……”陆氏说闽、粤人“音韵多谬”，是因为明代之时，这两种方言的读音与北方话相差较远，所以才有这种说法。清人赵翼《檐曝杂记》说：“广东言语虽不可了了，但音异耳。至粤西边地，与安南相接之镇安、太平等府……不特音异，其言语本异也。”赵翼认为广东（主要是指广州地区）的方言主要是在读音上与北方话有别，“不可了了”，这说明粤方言的读音是外地人所听不懂的。明清时期的粤语，与现代粤语大体相同，还可以从下述明清时人的描述中得到证明。明人袁子让在《字学元元》中的“方语呼音之谬”一节中说：“粤音以人为寅，以银为壬，此喻日互相混也。”现代确是如此。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四说：“广人呼啼为台。”也与现代粤音相近。清人方本恭《等子述》云：“粤人以双为松，亦以松为双，是呼江摄如通摄，通摄如江摄也。”此外，清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记一些粤语词的读音，也与现代的说法相同。如说“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雨点大而疏，粤人谓之白撞雨”，“粤俗呼泥腿曰‘滥仔’……呼使女曰‘美仔’（案，即‘妹仔’），呼十岁内男女曰‘顋门仔’（案，即‘细蚊仔’）……”，“粤人呼荸荠曰马蹄”，等等，都与现代粤语相同。足以证明明清时代的粤语与现代粤语已无甚区别了。这就说明，粤方言发展到此一时期，已经“进入壮年”，并且向“老年”期迈进。现代的粤语由于受汉语共同语的影响，正发生向共同语靠拢的过程。随着这数十年来共同语——国语或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各地的方言开始出现“日渐消磨”的过程。方言中大量地吸收共同语的词语，在语音上也有向共同语靠近，即以共同语的读音来规范方言的某些字音的趋向，这就使粤方言逐渐进入“老年”。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方言仍将强固地存在，继续服务于岭南这一特定的语言社会，粤方言仍将发挥它的交际作用。……
总结以上所述的粤语形成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粤方言区开始处于接受汉语传播的阶段，起初主要是接受楚方言的影响。秦汉以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粤方言区也是处于接受汉语的传播以及与当地民族语言融合的阶段。在这八九百年的时间中，粤语从刚萌芽发展到成熟，从以接受楚方言的传播、影响为主转为以接受中原汉语为主，终于走上“自立门户”、形成一支重要的汉语方言的道路。隋唐之际，粤语更进一步接受了中原汉语书面语读书音更为重要的影响。宋代以后，粤语在成熟、巩固之后，便朝着与中原汉语差异日益增大的道路变化了。这是因为它一方面继续融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词语或吸收它们在语音或语法上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按着与中原汉语不同的自身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这就造成了与中原汉语更大的差异。而在宋、元时代，粤语的面貌已与现代粤语相去不远，它已基本上“定型”化而步入“壮年”了。从明清至现代，粤方言的变化已经不大。而由于现代汉语共同语的不断推广，粤方言就走上方言特点“日渐消磨”的道路。它，已经“老之将至”了。这就是粤方言从产生、形成到发展的简单历史。
